周氏宗谱

从1949年5月12日都昌和平解放至今，从第一任县委书记夏树屏同志到2026年1月13日荣任县委书记徐翔同志，77年间都昌历经的25位县委书记中，有两位是都昌籍，即周遇炳同志与刘千喜同志。刘千喜（1936年——2008年）担任都昌县委书记的时间段为1991年5月至1996年4月，本系列《汪墩乡汉暹刘村（二）：都昌县委原书记刘千喜德政的乡间讲述》已作记述。本篇采写周遇炳（1929年——2001年）从1968年3月至1973年2月主政都昌五年间，捧出一颗心来、俯身为民服务的故事。

2025年12月7日，我在都昌县人大常委会原办公室主任周遇会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周遇炳老县委书记的家乡——大树乡龙门村委会裕梧周村，在故园追思“老书记”周遇炳带有时代印迹的德政人生。

周遇炳故里村牌

从县城驱车前往大树裕梧（村牌标注为“裕吾”）周村仅需十多分钟。出生于1945年的周遇会与周遇炳同村，亦属“遇”字同一辈分；周遇会与周买孙为叔侄关系，二人同年出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周买孙曾先后担任七角乡、汪墩乡乡长，现为都昌县住建局退休老干部。我们在周买孙（派名时兴）先生家查阅周氏宗谱，了解裕梧村建村历史。据周氏宗谱记载，裕梧周村肇村始祖周必晓（1616年——1696年），字裕梧，于清朝初期由县城周家巷迁至今一都芙蓉山东麓，后人以祖字为村名。县城周家巷古时有来苏坊，坊旁有周家祠堂，是都昌不少周姓村庄的寻根之地，老县城轧花厂便建在该处。

周买孙先生向我介绍，周氏宗谱记载，周遇炳老书记的祖父周文昴、父亲周献藻与他本人，祖孙三代均生育四子二女；只是周遇炳祖辈两代的兄弟姐妹中有幼殁者。周遇炳与妻子杨金娥（阳峰人）所生四子为“时”字辈，依齿序取名周斌、周勇、周鸣、周忠，二女周珍、周瑛，均成人成才，传承优良家风，报效家国。周遇炳生前谈及家世时曾说：“我出身雇农，三代打长工”，有文章记载其人生历程时，用“从放牛娃到县委书记”作评述。我提出一个关切的问题：周遇炳老书记年少时究竟读了多少书？周买孙先生回应，他曾就此事询问邻村长辈，得到的答复是：裕梧周村规模小，也是周边有名的穷村，土改时评定家庭成分，全村仅一户为中农，其余均为贫农或雇农。周遇炳是家中次子，兄长周遇潮夭折。周家将年幼的周遇炳送到毗邻的西余村余式炳先生处就读一二年私塾，摆脱了“文盲”标签，已是不易。走上工作岗位后，周遇炳坚持向实践学、向书本学，文化素养与理论水平不断提升。我曾听都昌和合乡一位牙医提及，他在吉安街头行医时，曾以老乡之谊拜访退休在家的周遇炳，几次在周家见到老书记练习毛笔字，且对都昌老乡格外热情相助。可见他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精神世界里饱含对文化的渴求。

裕梧周村祖祠

由詹幸春先生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周遇会先生担任执行主编的《都昌县人大志》（2014年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此记述周遇炳简历：“周遇炳，男，汉族，江西省都昌县人，小学文化，1929年11月出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1月起，先后任汪墩区干事、团委书记；县委组织部组织员、汪墩区委书记。1955年9月起，任都昌县委农工部部长，县委常委、副县长、中共都昌县委副书记。1968年3月起，任都昌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2月，任中共都昌县委书记、中共九江地委副书记；1971年5月当选为中共江西省第七届代表大会代表、省委候补委员。1973年10月，任吉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吉安地区水电局局长；1974年10月至1976年12月，任吉安地委常委、吉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91年3月退休。2001年5月逝世，享年73岁。”

周遇炳主政都昌担任“一把手”的准确时间段究竟为何时？查阅《中国共产党江西省都昌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可知，周遇炳之前的都昌县委书记是方志彬。“文革”时期的1968年3月，周遇炳任都昌县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4月，任都昌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2月，在中共都昌县第三届委员会上，周遇炳当选为都昌县委书记；两年后的1973年2月，陈金涛接任都昌县委书记。据此计算，从1968年3月至1973年2月，周遇炳主政都昌整整五年。

周遇炳 宗谱照

周遇炳在都昌担任主要领导的五年，政绩可圈可点，本系列将分多篇发掘宣传。本篇从他担任县委书记时的“捧粪记”入手，钩沉历史，展现周遇炳老书记名垂青史的治政风采与鲜活生动的为民情怀。

提及老县委书记周遇炳贴心为民、务实苦干的感人精神，一个让都昌人民口熟能详、啧啧称赞的经典故事是：他下乡途中看到牛粪、狗屎，会弯腰用双手捧到路边田里当肥料。这个故事并非虚构的小说素材，而是50多年前共产党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照。

在裕梧周村，我再次听到周买孙、周遇会两位老干部讲述亲历场景。周买孙回忆，1973年他开始在东山公社（今大树乡）工作，曾在县城街头看到剪贴的《江西日报》“捧粪”宣传专版。周遇会则提及，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在县革委宣传组工作，当时县委书记下乡调研指导，都会带领宣传组年轻干部随行报道，他曾听当年的同事李树琛、张展弘、杨融春讲述过周书记“捧粪记”。

周遇炳在田间劳动 （周勇 供照）

曾担任都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广局局长的李辉柱先生，是我尊敬的老领导。在他赠予我的散文集《梦里水乡》（2016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中，我读到其《县委大院》一文里回忆周遇炳老书记“捧粪”的文字：“我曾多次随县委书记深入乡村，那时县委大院仅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尽管如此，书记下乡的特殊待遇便是能乘坐这辆车，其他常委则鲜有机会。而书记本人，却常常步行从一地前往另一地。在公社食堂，简单的四菜一汤便是招待县委书记的伙食标准，结账事宜也往往落在我这个随行人员身上。那个年代，干部们的清廉自律令我深感敬佩，我从未见过哪位公社或大队书记向县委书记赠送礼物。周遇炳书记出身放牛娃，自幼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下乡检查工作时，他常会亲自将路上的牛粪捧到田里。这样的举动，虽让我们这些随行人员略显尴尬，却彰显了他淳朴务实的本色。”李辉柱因曾为时任县委书记周遇炳执笔撰写一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文章并刊登于《江西日报》，被爱才的周遇炳点名调至身边担任秘书，其亲历记述自然成为珍贵史料。

周遇炳（右二）深入群众 （周勇 供照）

我致力于都昌地方人文历史系列书写，虽笨拙，却总想尽可能抵达史料真实的彼岸。在他人记述周遇炳老书记“捧粪”亲民故事的文章中，曾提及当年《江西日报》曾“头版头条”报道此事。那么，最权威、最详尽的记载，理应留存于距今52年前泛黄的《江西日报》中。于是，我联系上在江西日报社工作的都昌老乡石鹏先生。石鹏（大港镇人）是省城的资深媒体人，多年来一直关心家乡都昌的宣传推介。他很快从江报博物馆通过数字检索，查到有关周遇炳在都昌工作的报道及署名理论文章，将15篇电子版传给我。其中，1973年3月16日《江西日报》第一版刊载有署名“都昌县工农通讯员学习班”的《县委书记捡粪记》，兹录于下：

在都昌县的广大农村里，人们经常谈论中共都昌县委书记周遇炳同志捡粪的故事。

江西日报记者石鹏（右）2019年3月2日同本文作者（中）及袁银初先生在苏山如岗湾村采访

提起老周捡粪的事，还得从头说起。1968年3月，县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三天，老周怀揣红宝书，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到全县最边远的多宝公社调查“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在黄金大队看见一位老贫农用手把野粪捧到田里。老贫农为革命种田惜粪如金的行动，引起了老周的深思。他想：自己刚才走过的路上也有野粪，为什么自己却视而不见？这时，他回忆起解放前给地主放牛、打长工，寒冬腊月早起捡野粪，夜里宿牛栏，天天和猪粪、狗屎打交道，身上有粪不觉臭。解放后，当了干部为什么渐渐地不爱粪了呢？带着这个问题，他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伟大教导，认识到由爱到不爱，说明了自己与贫下中农的感情由亲变疏。感情的变化是世界观的反映。有了“官”气，就害怕野粪的臭气，就会丢掉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越想，越感到危险。于是，他沿着走来的路，把一堆堆牛屎、狗屎用手捧到了田里。

从此，他经常坚持这样做，走到那里发现野粪就毫不犹豫地捧到田里。他说：“捧一堆野粪，就打掉了一分官气，增加了一分贫下中农的感情。”

2025年12月7日周买孙（右）、周遇会（左）在村中同本文作者合影

这篇《县委书记捡粪记》刊载于《江西日报》头版，虽非“头条”位置，但配发了“一事一议”短评，足见其新闻价值。短评由署名红涛的编辑以《一点启示》为题撰写，内容不可避免带有那个年代的政治印迹，摘录如下：“都昌县委书记周遇炳同志，每次下乡常常用双手将田边、路边的野粪捧起来送到田里。事情虽小，境界却高，体现了一个革命领导干部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高贵品质，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有的同志也经常下乡，看见野粪却绕开走，生怕弄脏了手脚……奉劝这些同志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思想感情上来一番彻底的改造。县委书记捡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职务变了，自觉改造世界观不能变；环境变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变；地位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变。只有切切实实地做到‘三不变’，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糖弹打不倒，香风吹不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道上，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73年3月16日《江西日报》头版的《县委书记捡粪记》并非首篇相关报道。查阅1963年7月4日该报头版，有一篇由“本报记者韩志仲”撰写的报道，同样宣传周遇炳“捧粪”的好作风，彼时周遇炳时任都昌马涧区委书记。这篇报道的题目为《下乡带粪筐坚持捡野粪 周遇炳带头倡导好风尚》，全文如下：

【本报都昌讯】中共都昌县马涧区工委书记周遇炳，一贯带头倡导好风气，常年坚持捡野粪，使自己和社员保持了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他从一九六〇年到现在，共利用起早摸黑和工作之余的时间，捡了四千九百多斤野粪。社员们都亲热地赞誉他是精通作田的好干部。

都昌南山灵运塔 （向来 摄）

周遇炳曾担任中共都昌县委农村工作部长、都昌县副县长等领导职务。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作风艰苦朴素，每次下乡都会经常与社员一同参加劳动。一九六〇年，他因工作需要调任张岭公社党委书记。到任后，他参加劳动的时间更多了，尤其发现村前村后、路边草丛中有不少野粪无人捡拾后，便自备粪耙、粪筐，起早摸黑四处捡粪。当时有人看到他捡粪，便说：“干部捡粪，这多难为情。”他听后不以为然，心想：“这有什么难为情的？不但不难为情，反而是光荣的事，是勤劳生产的表现，干部应当倡导这种好风气。”从此，捡粪便成了他的习惯，外出工作也随身携带粪扒、粪筐，边走边捡；若前往较远的大队、生产队工作，不便携带粪扒、粪筐，便临时向社员借用，坚持早起捡粪。一九六一年冬天，他由张岭公社调任马涧区工委书记，又将这一作风带到马涧，使干部捡粪成为社会风尚。全区二百多名区、社、大队干部，人人都有粪扒、粪筐，平均每人每年捡粪一千多斤。他本人从一九六〇年到现在，已捡了四千九百多斤野粪。

周遇炳放下架子，常年坚持捡粪，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社员们都把他视作普通劳动者，愿意与他亲近、说知心话，使他能够及时、准确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周遇炳晚年“我爱鄱湖 心系都昌”手迹（资料图）

当下，共产党的干部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在形式上，自然无需再践行“捧粪”之举，但周遇炳身上体现出的俯身为民、勤政廉政的闪光精神永不过时，已然成为基层党员干部在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

来源：汪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