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吕善智“走乡”的巍峨秦岭 （资料图）

秦岭深处群山连绵，但山势大多不算陡峭，山上植被稀疏、多是光秃秃的模样，远不如家乡都昌的山林那般郁郁葱葱、满目翠绿。秦岭当地百姓为人厚道、待人热情，村落规模普遍偏小，多则十余户人家，少的只有两三户。为了躲避山洪暴发的灾害，村民们的房屋都不建在平缓的山涧地带，全都选址在山顶修建。当年山里的生活条件格外艰苦，盛夏时节连洗澡的清水都很紧缺，日常主食以玉米、土豆为主，见到我们江西来的老乡，山里人总会想尽办法张罗大米饭招待我们。晚上我们就借宿在接诊的村民家中，不用支付住宿费；若是当天没有接到补牙、治牙的生意，偶尔还要露宿在禾秆堆旁，我们这些“走乡”行医的人走村串户、走南闯北，着实吃尽了苦头。有一次，一位18岁的姑娘来找我看牙，她长相清秀，却满口龋齿，牙桩乌黑，没有一颗完好的牙齿，可当时的我医术有限，没办法帮她做换牙修复，只能好言宽慰。或许是受秦岭山区饮食习惯影响，当地村民牙齿问题格外突出，我们牙医的生意一直很不错。

1979年腊月的一天，我和弟弟吕旭龙挑着牙匠担子，来到紫阳县一处集镇，准备搭乘班车返乡过年。刚到集镇，就被当地派出所民警带到办公室，民警称我们未办理相关行医证件，属于非法行医，要处以罚款，还有人当场搜走了我们身上零散的几十块钱。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全都贴身藏在内层短裤的衣兜里，小心翼翼护着，并没有被他们发现。约莫两个小时后，民警核实情况后便将我们放行。

在秦岭深山“走乡”行医不到两年，我便选择离开，主要是因为常年爬山太过劳累，身体实在吃不消。

1980年下半年，我辗转前往胶东半岛的青岛一带“走乡”行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有各地的风土人情，都昌老一辈牙医四处行医的经历，也是踏遍祖国大好河山、领略各地民俗风情的难得人生阅历。初到青岛，我们看到黄海滩边，当地人用织绳夹着一串串海带苗，放入海水中养殖，成熟的海带能长到一人多高。当地民风格外淳朴，真正称得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当年胶东半岛的农村发展水平比同一时期的江西都昌要高出不少。这边的村落规模普遍偏大，农家院落宽敞开阔，前后院都能通行车辆，通村道路都是平整的细砂路，当地人出行大多骑摩托车或自行车，路上留下脚印的，多半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走乡”牙匠。都说山东人热情好客，相处下来我更觉得，山东人正直爽快、格外爱面子。比如在一户人家镶完牙，临走时女主人提出少付5元钱，我们牙匠也不好执意按原价讨要，便笑着打趣：“等我去你邻居家补牙时，就说你家欠我5元钱没给。”女主人格外看重乡里乡亲间的口碑，生怕有损自己的名声，听后总会立刻把少付的5元钱如数补上。

1983年，我从胶东半岛回到家乡都昌定居，方便在家照顾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996年，我前往上海，在虹口区舟山路跟着两个弟弟继续从事牙医行业。弟弟吕旭龙、吕桂龙早几年就到上海开办口腔诊所，经过多年打拼，生意做得十分红火。都昌口腔人能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站稳脚跟，不少人还凭借手艺发家致富、家业兴旺，我觉得靠的就是都昌人吃苦耐劳、敢闯敢拼、勇于探索的精神，善于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进步。很多都昌牙医没有接受过专业口腔院校的系统教育，并非科班出身，但在多年行医实践中，肯钻研、善总结，摸索出了一套实用高效的牙科技术。病人走进都昌人开的口腔诊所，从补牙、镶牙到种牙、治牙，都能享受到“全科式”口腔诊疗服务，受群众欢迎、被患者信任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大医院的专业口腔医生。

本文作者2025年在采访都昌老牙匠创业史

2013年，年近60岁的我从上海再次回到家乡都昌生活，近几年，我和老伴在都昌县城陪伴孙辈读书。我的大儿子吕诚在上海深耕口腔产业，成为家里的“牙二代”接班人。新一代有新一代的追求与成就，我真心希望，都昌口腔产业能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打拼，名气越来越响、路子越走越宽……

（本篇以《我“走乡”的脚印》为题，入编政协都昌县委员会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的《方寸皓齿注匠心——都昌口腔叙事》一书）